路是人走出来的。在近10年的时间里，《东方文化》作为文化阵地的一枝新秀，从最初的季刊到后来改为双月刊，正受到海内外越来越多的读者的欢迎，说明它正走出具有自己特点的路并为社会各界所认可。对此，我有同感，而在以下几个方面，印象尤深。
坚持文化品格，关注热点。20世纪90年代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，呼唤加强相应的文化建设，《东方文化》在岭南顺应面世。它和其他气势铺天盖地的日报、晚报、周刊所带有的文化版页不同，专从大文化的范围，探讨文化建设的多方面的问题，关注热点，回顾过去，面对现在，展望未来。既有原则理论的探索，又有具体的典型调查和分析，诸如大到文化走向、体制构建，专细到报业发展、高校扩大招生、社科机构的设置以至文字改革等等，时人话题，学者立场，各抒己见，评议献策，甚至争论，真情实话。它表现出“纯文化”的高品位，避免简单地追求营业经济效益的倾向。但是，它所论所述却不是离开社会经济生活而存在，而是结合经济发展来审视问题，因而又使人感到亲切、现实，言之有物并有深度。
通过人和事写出文化发展的轨迹。《东方文化》一直设有相应的栏目介绍、评议现、当代的重要文化人物。从蔡元培、梁启超、陈独秀、胡适、鲁迅、周作人、陈寅恪、顾颉刚、江绍源、张元济到冯友兰、季羡林、周一良、邓广铭、谭其骧、陈序经、黎澍、钟敬文、陈伯华等等，或其成就、治学特点，或其矛盾曲折，切入分析，表现出时代和人、事的方方面面，在评传众多的今天，它不是简单的重复，或只限于细节描述，而是力求通过这以更符合历史和现实实际的解剖，来重新认识许多问题。若说这是为文人立传，更可以说是为文化立传。这里所说的文化立传，是使文化史的内涵更加丰富，包括某些学科的起伏，某种学派的盛衰，从另一些层面展现文化发展的轨迹。在世纪交替的今天，这工作很重要。20世纪过去了，几代人所处的环境不同，而前后又是相连的，他们有着什么样的经验、教训？需要及时地认识总结，以便沟通过去和现在，前辈和后来者，这对未来的发展，大有裨益。至于像关于世家与学术文化之间的关系的文章，就梁启超、陈三立、俞樾、周叔?家世的分析，揭示中国文化传承的一些独特现象，它为人们理解文化发展提供了另一线索，即对当前如何协调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，加强道德和素质修养，也是有启发的。《东方文化》对这些方面的专注和努力，显出了效果，受到大家的广泛支持。
重视海内外交流。《东方文化》从创刊初即强调加强海内外交流。除本身所载论中外交流的文章外，每期都有一定篇幅刊载我国港、澳、台地区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作者的文章，或从西方看中国，或谈中国与其他国家（首先是亚洲国家）的往来，或审视文化流通中的过去和现在的变化。这不是客气的套话，而是在当前条件下，兼容各家，试图用新的思考和方法来诠释问题，让人感受到在古老中不断涌动着新的寻求。它加强了海内外文化学术界的友谊，促进了人民的团结，还推动扩大了我们自己的视野。把面向全国和加强内外交流结合起来，对两方面（内、外）都互有促进作用，很有好处。
文风活泼。《东方文化》的文章有学术深度，文字又简约生动，似乎在尝试着把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揉和在一起，以求取得更好的工作效果。这不仅是刊物可读性的问题，而更表现了编者认识到，文化建设是要全社会动手做的事，因此，要更贴近群众，争取更多的人来参与。文风活泼，避免了一些专门性的学术刊物只限于在小范围内流通的限囿，也不是降低水准去迎合某些市场需求，看来，它达到了在更宽广的范围内聚拢作者、读者的目的。我们看到，文章的作者群中既有专业机构（科研院所、学校、新闻出版等单位）的专家学者（老的和年轻的），还有分处在党、政部门以至像防疫站、职工医院等处的干部，他们论述有力，见解独到，确是文化工作的行家里手。由此，又使我们感到，尽管目前一些人文基础学科的科研机构、高校系科常使人有门庭清落之感，但我们有理由认为这只是暂时的现象，从全社会看，关注文化发展的热心人并不少缺，他们分处各地各部门，只要通过各种方式加以发动，其潜力是巨大的。《东方文化》在这方面不也是在起着积极的作用吗？
当然，从面向全国、面向海内外的发展要求看，还要加强西部地区的工作。那里地域广大，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，历史文化丰富多彩，并且和中亚、东南亚以至南亚有着长期而广泛的交流，加强和西部地区作者、读者的联系，更多地反映他们的活动、意见和工作成果，必定会使刊物办得更充实，更有活力，像百花绽开的园地。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希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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